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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黄交游首度于光山大苏山净居寺考

作者：李勇（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书协副主席光山县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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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黄庭坚苏山访苏轼，史书无载，文物无存，或者说之前没见到直观的史料，虽事载地方志籍，古碣，久传于口碑，却又语焉不详。

杨庆存著《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记“关于苏黄初晤的准切时间，稽查诸书，均无确载，苏黄集中亦未明示。”

《东坡年谱》，《山谷年谱》中记载苏，黄首度交游的时间与地点矛盾。

杨庆存著《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记苏轼，黄庭坚于元祐元年（年）初在汴京（开封）首见。他得出山谷从元丰元年（年），历经九度，到元祐元年才与苏轼见面显然不合逻辑。

黄庭坚元丰四年（年）曾作书贬官在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监盐酒税任上的苏辙约会苏轼同游大苏山，之后元丰六年四月黄庭坚致书苏轼邀约相见，但直到同年九月才如愿以偿。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年）9月上旬，在（江西）吉州太和县任知县的黄庭坚专程千里来到河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与老师苏轼见面。此行黄庭坚至少写了《香炉峰》，《博山台》，《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三首诗，而苏轼也应和了元丰六年四月鲁直书呈时的附诗《食笋十韵》，写下《和黄鲁直食笋次韵》一诗。苏轼仙逝后，黄庭坚“悼亡”诗《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的自述，回忆了与苏轼在中原之淮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首度相见的场景。历史上光山大苏山净居寺留存与苏轼，黄庭坚交游相关的文物碑刻，诗作与地方史志文献也印证”苏，黄交游”首次见面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

关键词：苏轼黄庭坚首度相见于光山大苏山净居寺

“人以群居，物以类聚。”因而《毛·小雅·常棣》序云：“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可见人生在世，唯恐“遗世独立”，纷纷“求其友声”，所以成就了无数传之千古的佳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如春秋时期“鲍叔牙，管仲之交”，唐“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深厚友谊、宋一代文豪苏轼与诗书巨子黄庭坚建立的友谊等，皆志同道合，终生不渝，都在文化史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积极影响。而苏黄之谊，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的影响更为深广，特别是对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北宋苏轼以道德文章翰墨，博学多才为世所重，其诗开“豪放派”，文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书为”宋四大家”之首，并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受到了从古至今男女老幼的一致喜爱，而北宋黄庭坚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开创“江西诗派”，书法与苏轼并列为“宋四大家”，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传统“二十四孝”中的“涤亲溺器”说的就是黄庭坚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职责的故事。故苏黄友游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历来都是研究的热点，两人的交游因为重叠更放大了这些故事的影响，这种研究将对探寻宋代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特殊性与规律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深远的意义。但颇为遗憾的是苏黄交游的首次见面时间与地点却众说纷芸，有”开封说”，”武汉说”等等。但据笔者考证真正苏黄交游首度见面地是河南省光山县的大苏山净居寺，时间是元丰六年九月上旬。

历史与当代苏黄首度交游时间与地点的错讹订证：

一、《东坡年谱》，《山谷年谱》中记载苏，黄首度交游的时间与地点矛盾

《山谷年谱》记载苏黄交游始于：元丰元年（年）戊午先生是岁在北京作《古风二首上苏子膽》注:按乌台诗话载元丰元年二月内北京国子监教授黄某寄书一角并古风二首与轼。又蜀本诗集任氏旧注云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山谷书云：”今日窃食於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又云：”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

又《山谷年谱》中山谷诗《薄薄酒二章》注云:“按东坡年谱熙宁九年作而先生与东坡相识乃在是岁。又先生有此诗真迹跋云：”此诗作已十余年，环中云平生爱之，欲归江南。要我手写，烛下忍病眼书此，元祐三年四月庚辰”。却数之当附于此。”

上面文字说明按《东坡年谱》记载：苏轼熙宁九年（年）作《薄薄酒二章》诗。而黄庭坚《薄薄酒二章》诗收入《山谷年谱》元丰元年（年）戊午（下）。并据此认为”而先生（山谷）与东坡相识乃在是岁。”因此《东坡年谱》材料与黄庭坚在北京元丰元年（年）作《古风二首上苏子膽》先后矛盾，且无两人见面具体地点，而黄庭坚上书苏轼时间材料记载明确，故说山谷与东坡相识在熙宁九年（年）不为各家所取信。

二：杨庆存著《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记苏轼，黄庭坚于元祐元年（年）初在汴京（开封）首见。

“苏轼与黄庭坚这两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谊，始自宋神宗熙宁五年（年），时苏轼在湖州太守孙觉处见到黄庭坚诗文后叹赏称誉，熙宁十年（年）在济南李常处又对黄氏诗文再次推许褒扬。元丰元年（年）春未夏初，苏轼接到黄庭坚投寄的书信与赠诗，并于秋初作答，二人定交。此后，他们诗文唱和，翰墨往还，但直到元丰八年（年）尚未见面。

（京师初晤与馆阁唱和）苏轼与黄庭坚于元丰八年秋初冬未先后相继入京，然是年不曾面唔。至元祐元年（年）初，这对相知相慕的诗人终于有了晤面之期。关于苏黄初晤准确时间，稽查诸书，均无确载，苏黄集中亦未明示。检《苏轼文集》卷十九有《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其云:“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并根据该记“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斗东北”则言斗柄由北向东渐转之象，此正是冬未春初之时。另外苏轼另有《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云:“元佑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苏轼文集》卷六十八）。本日众人作画题诗，而庭坚身与其间，议论并题书，则至晚此日己拜晤苏公，抑或即此日赠砚。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山诗》谓“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题东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见东坡于银台之东”（《山谷别集》卷十）;可知苏黄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与苏铭所记相合。《苏诗总案》将“黄庭坚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条下，虽未言依据，而大体不差。顺便指出，古柏《苏东坡年谱》云正月“八日黄庭坚拜于东坡门下为学生”乃由《总案》删节推衍而来，难以为据。综上资料可以推知黄庭坚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苏轼，并赠之以洮河石砚，实现了十多年来的夙愿。苏轼自熙宁五年（年）于孙觉处闻知黄庭坚，至此首尾15载始得相见，而黄庭坚从元丰元年（年）投书苏轼，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

杨庆存先生考据严谨，但对开封之前的苏黄见面有所忽略，他得出山谷从元丰元年（年），历经九度，到元祐元年才与苏轼见面，显然不合逻辑，在此之前黄庭坚在江西吉州太和任知县，与时在黄州贬所的苏轼地理相邻，其中是否相见，杨文缺乏考证，故尔认定苏黄首见于开封是不妥的。

三.网上文章《漫说黄庭坚的武昌西山情结——（解读山谷《春》词）》一文猜测苏轼与黄庭坚在武昌首见，依据是黄庭坚《春》词寄《捣练子·梅凋粉》词：

梅凋粉，柳摇金。微雨轻风敛陌尘。厚约深盟何处诉，除非重见那人人。

明人陈文耀的《花草粹编》也有山谷一首与上首主题一样，文字略有不同的《捣练子·梅凋粉》：

梅凋粉，柳摇金。池塘暖波动游鳞，扇和风，初昼永。微雨后，敛轻尘。除非重见那人人，再叙后（厚）约深盟。

该文根据宋代话本小说《西山一窟鬼》对该首春词的引用，认为这首春词出于武昌西山。又根据句子中的“厚约深盟”，和“那人人”猜测是苏，黄在西山相会。再猜测山谷去黄州探访苏轼的时间是神宗元丰六年（年）春夏之交（时山谷三十九岁）。这正与史载著名诗僧参寥去黄时间吻合。并说山谷《松风阁》诗中所谓“野僧”实指其人。因而也是山谷元丰六年所作。

此文认为“时隔千年，黄庭坚和苏轼于何时初次相会被历代学贤视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苦苦寻觅。可以设想，武昌西山之会更会在素有‘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东坡语）的山谷心中铭刻下终生无磨的烙印。”

但作者本人在文中也承认因为材料缺乏，难免牵强。相信会有人把这事做的更好。

可作者忽视了这样一句话，“有些话本是用好多首诗词开头的。这些诗词本来和正文故事不一定有什么联系，是说话人常用的俗套。”（引自程毅中著《宋元话本》中华书局年版。）

苏轼，黄庭坚交游首度相见是元丰六年九月于光山大苏山净居寺考

一、苏轼仙逝后，黄庭坚“悼亡”诗的自述，回忆与苏轼在中原之淮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首度相见。

建中靖国元年（年），苏轼于7月28日仙逝。山谷有诗《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注曰：”诗中有大圣天子初元年及西风吹泪古藤州之句，又是岁七月东坡卒於常州，而此浮犹未及之，当是初秋所作。”黄庭坚失去了这位终生钦服的良师益友，心中无限悲痛，悬像室中，奉之终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刘德权、李剑雄点校本，中华书局年出版）载，“赵肯堂亲见晚年悬东坡相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崇宁元年（年）中，黄庭坚用笔表达着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此类文字就达20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失秦少游，又失东坡公，今年又失陈履常，余意文星己宵坠矣！”（《山谷别集》卷二十《杂简》）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苏轼）”。5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经江州湖口，李正臣持苏轼去岁作次韵《壶中九华诗》来见，山谷感叹不足，因次前韵，诗有“能回赵壁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之句，笔重情深，摧人泪下。

苏轼故去后，黄庭坚在“悼亡”诗的自述中，多次回忆了与苏轼在中原之淮南初次相见的场面。

苏轼逝世后的崇宁元年（年）9月中旬，黄庭坚在太平看到苏轼所画墨竹，睹画怀人，遂作《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诗:“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凌励中原草木春，岁晚一棋终玉局。巨鳌首戴蓬莱山，今在琼房第几间？”怀念其与苏轼生前在中原（光山）首见的场景。诗中的玉局指的是苏轼，典出年11月苏轼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郡任便居住”中的官职。”凌励中原草木春，岁晚一棋终玉局。”两句总结了苏黄交游的开始与结局，可谓字字血泪，让人击节感叹！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凌空飞到中原（淮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东坡先生与我初次相见的场面(此处草木春，盖取‘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之意，因回忆是苏轼生前，所以用春字。)，山谷慨叹晚年境遇竟如同棋局与恩师苏轼一样在贬谪中度过。

次年立春黄庭坚又写下《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诗，其中之二曰：眇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试问淮南风月生，新年桃李为谁开。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今天遥远地看着苏轼手植梅花，将来一定像欧阳修手植梅花一样为人追捧，新年梅花已在黄州开放，先生苏轼更应该回头看一眼。试着问一下淮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风日晴和的秋月夜（苏黄首度相见的场景），新的一年桃李又开花了，先生（苏轼）已故去，桃李又是为谁开放呢？”

二、元丰六年四月黄庭坚致书苏轼的信件意在邀约相见，但直到九月才如愿以偿。

书牘写怀抒感，信笔而书，最能反映作者的真心情，真思想，所以，书信类的内容更为直白，易于解读，且时间准确，在材料使用上有时更方便直接，在某些具体事件中往往起到关键的证明作用。

元丰六年（年）四月六日，黄庭坚致书苏轼，其云：“自往至今，不承颜色，如怀古人。顷不作书，且置是事，即日不审何如？伏惟坐进此道，如听浮云之去来，客土不给，伏腊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时并行，晏然无负于幽明。而至于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声，求贫我者而不得也。且闻燕坐东坡，心醉六经，滋味糟粕而见存乎其人者，颇立训传以俟后世，子云安得一见之！”（《山谷全书·正集》卷18）

此书还谈了近读苏诗《初秋寄子由》（见《苏轼诗集》卷22）的体会：“昨传得寄子由诗，恭俭而不迫，忧思而不怨，可愿乎如南风报德之弦，读之使人凛然增手足之爱”，并附呈《食笋十韵》（见《山谷外集诗注》卷12）诗一首与轼：

洛下斑竹笋，花时压鲑菜。一束酬千金，掉头不肯卖。

我来白下聚，此族富庖宰。茧栗戴地翻，觳觫触墙坏。

戢戢入中厨，如偿食竹债。甘葅和菌耳，辛膳胹姜芥。

烹鹅杂股掌，炮鳖乱裙介。小儿哇不美，鼠壤有余嘬。

可贵生于少，古来食共噫。尚想高将军，五溪无人采。

在这封信中，“自往至今，不承颜色，如怀古人。顷不作书，且置是事，即日不审何如？”的内容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黄庭坚对老师苏轼说“我们从元丰元年书信往来到现在，一直没有见过面，想念老师时就像怀念古人一样，思而不见。且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这次就置办见面这个事，时间就在最近几日您看看如何？”

然而在元丰六年的四月份，黄庭坚并没有如愿见到老师苏轼，这是因为“黄州数年的苦雨寒食”让苏轼在元丰六年从正月起就开始卧病，徐为节《东坡黄州年谱》载：”元丰六年正月，（苏轼）病赤眼，苦壅嗽，感时气。”三月给沈睿达信“今年一春卧病，近又得寒疾，逾月方安，浮念灰灰无余”。元丰六年四月六日，黄庭坚作书于东坡，并寄《食笋》诗。十一日，曾巩病卒，纷传苏东坡同日化去。神宗以此问蒲宗孟，辍饭而起。范镇（景仁）大哭，派李成伯来黄州探望。给蔡景繁信，谓“劣弟久病，终未甚清快，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直到六月期间苏轼给范镇信，仍言“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

六月三日，与杨绘（元素）信，叙病后状态。五日，与张商英简，言杜门默坐所得。因风毒右目，几致失明，故杜门僧斋。给蔡景繁信，言“卧病半年，终未清快”。二十日，作《代黄檗答子由颂》。作《邓忠臣母周氏挽词》。给范镇信，言“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吴子野（复古）过黄州，住数日，与之手札，言“拙疾畏风，不果谒”。六月二十日，巢谷将回蜀，作《元修菜》诗，约其寄菜籽来黄州。得巢谷祖传“圣散子”药方，“比年大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事后作《圣散子序》。蹇授之妻亡，与蹇信慰之。二十四日，作《书士琴赠吴主簿（亮）》。

闰六月，给李公择信，言“春夏间多苦疮赤目，因此杜门省事”，“今己颇健。”七月与陈朝请信，谓“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

甚至七月与陈朝请信，还谓“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疾”，此时苏轼尚在病中。

八月五日，与李委饮赤壁下，叙游饮之乐，节赠范百嘉（子丰）兄弟，并书《后赤壁赋》赠百嘉。二十三日，作《漱茶说》。二十七日，作《节饮食说》。与太守杨采、通判张公规游安国寺，作《养生难在去欲》。作《次韵子由种杉竹》诗。作《孔毅父以诗戒饮酒，问买田，且乞墨竹次其韵》诗。作《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乐京以承议郎致仕，屡来访，卧疾未能晤，以简致歉。

因苏轼卧病，苏黄两人的首度见面直到元丰六年的九月才得以实现。两人记录这次见面写的诗在《山谷年谱》与《东坡黄州年谱》中均收入元丰六年九月，区别只是《山谷年谱》卷十七的表述为“元丰六年癸亥下”，而该谱将元丰六年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将《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诗，放在本部分元丰六年癸亥下开篇第一首，时间是九月份。”

三，元丰六年九月“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交游之一，苏，黄交游”首次见面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展开。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年）九月，在江西吉州太和县任知县的黄庭坚专程千里来到河南光山大苏山净居寺与老师苏轼见面。此时，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

苏轼与黄庭坚为什么把首次见面地订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原因有四，一是大苏山净居寺是宋真宗题额，且是佛教天台宗祖庭，房过千，僧过千，属于名震天下的古刹名寺。宋张耒《题大苏净居寺》曰：”大苏山下松柏林，路尽重门照金碧。……撞钟伐鼓食千指，皆二大士之余力。”写的就是当年净居寺的盛况。二是大苏山是苏轼“家山”，苏轼在《游净居寺》诗中说过“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到大苏山，就是到了苏家。三是出于苏轼的黄州贬官身份和对黄庭坚任安徽太和县知县的保护，对于政治对手而言“拜佛偶遇”最有说辞。试想黄庭坚真的到了黄州拜访苏轼，被其他官员发现，除了接待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不便。四是元丰四年黄庭坚曾通过苏辙约会苏轼同游大苏山，大苏山是汉代著名道家苏耽跨鹤升仙地。据《山谷年谱》卷十一载:“元丰三年庚申上，先生是岁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县，十月游（舒州）山谷寺，有石牛洞等林泉之胜，先生游而乐之，因此号‘山谷道人’。”此记录说明当时鲁直好道，故知苏耽故事。

同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苏轼，黄庭坚此行怎么可能没有诗呢？据查光山大苏山净居寺一行黄庭坚至少写了《香炉峰》，《博山台》，《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三首诗，而苏轼也应和了之前鲁直书呈的《食笋十韵》，写下《和黄鲁直食笋次韵》一诗。

黄庭坚《香炉峰》

香炉不铸石陶甄，鼻不闻香眼见烟。

上有文殊师利塔，好将一瓣此中燃。

诗中黄庭坚赞叹的说：“（净居寺）有天生的香炉不用甄选石头和陶器的香炉，鼻子虽闻不到香，但能看到山中云烟。更绝妙的是香炉峰上有文殊师利塔一座，可以供修佛的人将一瓣心香在塔中燃点”。

黄庭坚《博山台》

宫亭只说香炉峰，此地今见博山台。

紫烟孤起丽朝日，定是海山飞得来。

化工造物能神奇，不必惊世出蓬莱。

千来隐沦被昭洗，博山我劝尔一杯。

先生发白足力强，遥思秋风醉几回。

童儿数修扫洒职，莫使石面沾尘埃。

黄鲁直在诗中写到，在净居寺梵天宫的亭子里僧人只说到了山门前的香炉峰，而到了寺院上面读书台这个地方竟然发现了净居寺山门前香炉峰后面还有座象佛事用具钵鱼的山峰叫博山台。这个山峰紫烟独起，绚丽对着太阳，一定是海上的仙山飞来的，净居寺的化工造物能如此神奇，又何必叫做“蓬莱”仙山而惊倒世人？

下半首山谷笔峰一转说，博山台藏在众山后面好象千年要被隐沦而终究还是被看到，先生苏轼所受的千年委屈也终将被昭雪洗刷，我劝老师与博山一起再进一杯酒。

接着山谷赞叹东坡先生虽然头发白了但仍然足力很强，但遥想老师与山谷在这秋风里游览风景，年龄却均已步入中年，师徒还能在一起喝醉几回？感叹人生如寄。

尾句是说净居寺读书堂的童子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才被安排来打扫老师东坡先生的题字石碑，一定要尽职打扫不要让石面沾上哪怕一点点尘埃！

黄庭坚《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妄意尝有隐君子渔钓其上感之作诗》

避世一丘壑，似渔非世渔。

独吟嘉橘颂，不遗子公书。

笋蕨园林晚，丝缗岁月除。

安知冶容子，红袖泣前鱼。

山谷道人在诗中写到，净居寺钓鱼台是逃避世间的一处丘壑，像钓鱼台一样高耸却不是世上真的钓鱼处。老师苏轼在苏山逃禅寄啸，象楚大夫屈原一样独自吟咏着嘉橘，而不去奔走托情，人格是如此高尚。而自己要离开了，老师也要回到黄州贬所“东坡”，过一天到晚挖笋种蕨，而在师母织布的过程中度过静好的岁月。但又怎么能知道春风得意坐拥美人的冶容子，最后却要承受痛失美人的悲伤呢？暗示着黑暗终将过去，老师苏轼一定会东山再起，叱咤风云。

苏轼即有《和黄鲁直食笋次韵》诗（《苏轼诗集》卷22）：

饱食有残肉，饥食无余菜。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

尔来谁独觉？凛凛白下宰。一饭在家僧，至乐甘不坏。

多生味蠹简，食笋乃余债。萧然映樽俎，未肯杂菘芥。

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为遭暴横，三嗅不妨嘬。

朝来忽解箨，势迫风雷噫。尚可饷三闾，饭筒缠五采。

光山大苏山盛产的麻竹、绿竹等丛生型竹种的地下茎入土浅，笋芽常露出土面，冬季易受冻害，出笋期主要在夏秋季。其出鞭笋和马蹄笋是夏秋笋。

黄氏原作首写洛下笋为美味而价昂，太和则遍地皆是，不为人重，“茧栗戴地翻，觳觫触墙坏，戢戢入中厨，如偿食竹债”；次写烹制而食然不合小儿口味：“小儿哇不美，鼠壤有余嘬”；最后“尚想高将军，五溪无人采”，则用唐代高力士谪黔州《咏荠》诗“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收束全篇并揭示题旨。全诗明赋食笋，暗寓身世；含蓄委婉，意蕴丰厚。时旁州士大夫多有和诗，但“要自不满人意”（黄庭坚《上苏子瞻书》）。

东坡在本月和诗山谷，除了是回应四月份鲁直的《食笋十韵》诗，更是对山谷本次游净居寺诗诗意的回应，其意旨如出一辙。妙在借题发挥，其灵感也可能来源于大苏山的美味秋笋。“一饭”四句则将读书与食笋巧妙的联系起来，写谪居之乐，甚是得道语，极见胸襟，亦极风趣；诗中“萧然映樽俎，未肯杂菘芥。”是比喻自己洁身自好，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同污。“君看霜雪姿，童稚己耿介，”自拟具有风霜雪姿和童稚的耿直。其中暗用《语林》孙休射雉故事中“虽为小物，耿介过人”之意以赞笋；“胡为遭暴横，三嗅不妨嘬”，说自己突遭横祸，当局却再三不愿意“吃自己这盘菜”。“朝来忽解箨，势迫风雷噫”中说的春笋破土如风声雷动，更寄意在贬逆之境的命运逆转。“尚可饷三闾，饭筒缠五采”结尾融化《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屈原的传说与风俗，旨在安慰自已，自己也可以如竹筒一样，饷祭高洁的屈原。作者以屈原自寓，既体现了失意遭贬的境况，又传达了食笋与珍重的意思，同时还照应了黄诗潜含的“气味都不改”之意。纪昀谓此诗“不粘不脱，信手无痕，而玲珑四照”可谓善识。由和诗可窥苏黄心神相契的程度。

据（徐为节《东坡黄州年谱》）记：九月，（苏轼）作《十拍子·暮秋》词。作《和黄鲁直食笋次韵》。九日，作《西江月·重阳栖霞楼作》词。二十日，谪监郴州酒税张舜民来访。二十四日，与张舜民同游武昌西山，有诗文。二十五日，又与张舜民会食武昌县令李观之宅。二十七日，侍妾王朝云生子，取名为遁，小名干儿。作《橄榄》诗。王巩（定国）到江西，于欣喜中致简，旋为巩诗集作叙。当月，作二颂，颂筠州石台山问长老戒行。

又据《东坡黄州年谱》记载，九月九日重阳苏轼依惯例登黄州栖霞楼且有词为记，又本月二十七日苏轼待妾王朝云为东坡生下一子。苏轼与黄庭坚的首度见面，盘恒不过是元丰六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八日之间的某几日。

四，历史上光山大苏山净居寺遗存与苏轼，黄庭坚交游相关的文物碑刻，诗作与地方史志文献印证”苏，黄交游”首次见面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

1.《河南通志》云:东坡读书堂在光山县西南四十里净居山寺中，宋苏东坡谪黄州寓此。

2.《光州志》云:东坡读书堂，旧志称东坡谪黄州寓此寺读书。

3.明嘉靖《光山县志~流寓》载:苏轼“谪官黄州，道经于光，悦净居梵天寺之胜，尝读书其上，留题壁间，后人遂名其所游，曰:读书台。”

4.（明）张基崇《夏日登净居寺步东坡原韵》诗：

寻山多幽兴,著屐破苔衣。谈空忆高人，世风已渐微。苍茫见古祠，猿鹤引清机。我来当长夏，松风散暑威。红尘飞不到，远与世情违。不知绝顶上，何年聚星飞。三贤儒释道，禅关信手挥。佛门四百载，至今仰余辉。自恨无冥语，惭愧想非非。白云横天外，岚气接崖霏。寒山一片石，对语独依依。何能分一座，垂老不言归。

5.明朝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岁冬十月《记梵天寺后裔僧俗复兴序》碑记载:净居寺“寺则有招提之势，佛圣之容。峰塔崖峨，宗风浩荡，自无香火之荒乎!及宋时，释僧佛印禅师，道生鲁直真人，儒生东坡先生，是境三教迭兴，细流者三千，羽士者八百，儒流者五百人矣。建龙华三会之功，集坟典群英之句，诚为三教也。”

6.清乾隆《光山县志·列传》载“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自新息渡淮过光山，游览山林，所在题诗，居久之乃至黄州。黄与光邻，尝避暑于净居山，今尚有轼读书堂。”

7.清乾隆《光山县志~图经》载:“（《净居山图说》)寺东有苏子祠，后人以蔡文庄尝寓榻寺中，并祀之曰:二学士祠。西复有三贤祠址，盖祀苏公与黄文节，陈季常者，古读书堂基也。”

河南地方志书诗章与文物建筑，历代兴建与流传有序，是苏轼，黄庭坚交游首度相见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的历史见证与文物遗存。

五.元丰六年九月之前的元丰四年九月黄庭坚曾通过苏辙约老师苏轼同游大苏山

《论语-颜渊篇》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苏轼与黄庭坚的相识，就是从品评诗文开始的。宋神宗熙宁五年（年）十二月，杭州通判苏轼事经湖州，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于仁宗嘉祐年间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即已结识苏轼，英宗治平年间苏轼直史馆，交往益厚，宋神宗熙宁中，莘老因言事“黜知广德军，逾年，徙湖州”（王偁《东都事略》卷92《孙觉传》）。苏轼此时则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乞放外任，通判杭州。友人相会，欣喜万分。莘老将新任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的诗文出以示轼，求其指教，且云：“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苏轼《答黄鲁直书》，见《苏轼文集》卷52，中华书局年出版孔凡礼点校本，下引此本不另注）。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且“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知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同上），对黄氏的文风与品格深表赞赏。

黄庭坚少时游学淮南，孙觉爱其才，“许以远器”，不仅“饮食教诲，道德文章，亲承讲画”（黄庭坚《祭外舅孙莘老文》，见《山谷别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缩四库全书本，下引此本不另注），而且还将女儿兰溪许配，成翁婿之好。

其后至熙宁十年（年），由于黄庭坚舅父李常（字公择）的绍介和推引，苏轼对黄庭坚诗文及人品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苏李为至交，施元之谓二人“皆以论新法摈黜远外，意好最厚”（《苏轼诗集》卷16引，中华书局年版孔凡礼校点本，下引此本不另注）。苏轼熙宁七年（年）九月离杭赴任密州，途中曾携张先等专访李常于湖州任上，唱和颇多，至密州仍诗文往来不绝。此次过济南，旧友重逢，李常出其甥庭坚诗文求正苏轼，且于庭坚其人多所议论。故苏轼《答黄鲁直》书云“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苏轼文集》卷52）。而苏轼由此推断黄氏“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苏轼文集》卷52《答黄鲁直》），其对黄庭坚的推许褒扬，正是已入神交的证明。

元丰元年（年）春末夏初，苏轼接到了黄庭坚自北京投寄的书信与赠诗，黄氏《上苏子瞻书》表达了自己“齿少且贱”，于苏轼虽“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之向慕已久而不能随侍左右的心情；继对苏轼“海函地负”的高才大德极表钦仰，所谓“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博约后来”；然后以婉转的笔法表述了自己不同流俗的品格，即“晚学之士”皆欲“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而自己“非用心于富贵荣辱”，这实际上是对苏轼推评“必轻外物而自重”的疏证，以示轼为知已。信中还言及仰慕苏轼由来已久，所谓“早岁闻于父兄师友”；谈到“未尝得望履幕下”、“乐承教而未得”之心憾；“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山谷全书·正集》卷18），并对自己“未尝及门”而得推扬汲引表示感激。其知音、知遇之感溢于字里行间。书信饱含对苏轼的敬重钦仰和师事之意，执礼谦恭。与信件一起随寄的还有山谷写的两首诗。

《山谷诗集注》卷1《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一：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旁。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其二：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盖，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

大小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苏轼于春末夏初收到黄庭坚的投书与赠诗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只是由于“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答黄鲁直书》，《苏轼文集》卷52），直到秋初方作复并和诗。苏轼答书首先回忆了两次闻知黄氏的情形与感觉，始于孙觉处见庭坚诗文即断言“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绝非俗辈，且认为“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后在李常处了解愈深，从而说明了虽未晤而早已神交的事实；继对投书赠诗表示逊谢，且描述了阅书的心态，同时说明了“裁答甚缓”的原因；然后议论赠诗，认为“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全书将黄氏视作故交畏友，推扬汲引，如恐不及，德风仁意，充溢其间。苏轼附书和诗两首。

《苏轼诗集》卷16《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其一：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

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其二：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豕希苓。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阅霜中蒂。

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和作与原诗共为一组有机的整体，意绪相联，旨趣相通,但和作不囿于原诗而随意挥洒。故黄庭坚谓“和诗词气高妙，无以为喻”（《山谷别集》卷5《与苏子瞻书》）。

黄庭坚秋末自卫州考试举人回到大名府，户曹郑谨（字彦能，彭城人，是年春赴任时，苏轼作《送郑户曹》诗送行）将苏轼寄来的答书与和诗转交给黄庭坚，庭坚阅后对苏轼之“不以污下难于奖拔接引，开纳勤勤恳恳，俯伛而忘其臂之劳，强驽马于千里”，表示感激，并决心“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与苏子瞻书》）。至此，黄庭坚自此真正成为苏轼的门下士。

顺便指出，关于黄庭坚投书赠诗和苏轼作答较为确切的时间，历代均未详察，故各种诗注、年谱、乃至近年出版的笺释，都只是系年、偶有涉及时月，则又失考。如投书时间，《乌台诗案》记苏轼供状云：“元丰元年二月内，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寄书一封并古诗二首与轼”，其说因出自苏轼之口，施元之注苏诗、黄子耕《黄山谷年谱》等均引此说，后世亦沿袭不疑。今检山谷《上苏子瞻书》有云“自入夏以来”，细加玩味，参之李常离徐时间，可推知黄书作于暮春，而苏轼收于夏初。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年影印本）其卷十六将“黄庭坚自京上书并以古风二首为贽作报书”与苏轼“和赠”同排于元丰元年四月至六月间。

元丰二年（年）春初，黄庭坚二次奉书苏轼，感谢其奖拔接引，“往闻执事恺悌之声，今食其实，独恨未有亲近之幸耳”（见《山谷别集》卷5）。是春，黄氏一面潜心研读苏作，一面不断次韵相和。他在《次韵答尧民》诗中谈研读苏诗的微妙感觉和深切体会说：“君问苏公诗，疾读思过半。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叹。”且认为自己难以比附：“我诗岂其朋，组丽等俳玩。不闻南风弦，同调广陵散。鹤鸣九天上，肯作家鸡伴”（《山谷外集诗注》卷5）。大约同时前后，黄庭坚和作苏诗多篇，如《次韵子瞻春菜》、《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祈雪雾猪泉唱和》、《薄薄酒二章》、《见子瞻粲字韵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等等。

熙宁七年（年），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了《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见《苏轼诗集》卷12），向友人表述了当时的心态和境遇，结尾部分说：“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定，此邦聊假馆。三径粗成资，一枝有余暖”，坦露了归隐之意，诗中自然有对现实的不满。提刑段绎、太傅乔叙时为和篇，苏轼又有《乔太傅见和复次韵答之》、《二公再和亦再答之》。黄庭坚读此数篇，写了《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载《外集诗注》卷5），诗中表达了对苏轼才学品德和人格节操的景仰：“公才如洪河，灌注天下半”、“文似离骚经，诗窥关睢乱”、“先生古人学，百氏一以贯”；也表达了相从恨晚与渴望拜晤的心情：“贱生恨学晚，未曾奉巾盥”、“仁风从东来，试目望斋馆”、“仰看东飞云，只使衣带缓”、“东南望彭门，官道平如案”；其中也有对苏轼“入宫又见妬，徒友飞鸟散”、“元龙湖海士，毁誉略相半”之境遇的不平，以及以“臭腐暂神奇”之现实的挞伐；全诗体现了作者渴慕之情和理解之心。其中对苏轼“只令文字垂，万世星斗粲”的预言，更使今人瞠目！元丰二年（年）三月初，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湖州，庭坚闻讯写了《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诗有“天下无相知，得一已当半”，“相思欲面论”、“要以道湔盥”、“安得垂天翼，飞就昊兴馆”之句，传达知遇之情。

苏轼收到黄氏和诗后，即挥毫写了《往在东武与人往返作粲字韵诗四首，今黄鲁直亦次韵见寄，复和答之》（《苏轼诗集》卷18）；

苻坚破荆州，止获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识元叹。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阴求我辈人，规作林泉伴。宁当待垂老，仓座收一旦。

不见梁伯鸾，空对孟光案。才难不其然，妇女厕周乱。

世岂无作者，于我如既盥。独喜诵君诗，咸韶音节缓。

夜光一己多，矧获累累贯。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

吾侪眷微禄，寒夜抱寸炭。何时定相过，径就我乎馆。

飘然东南去，东水清且暖。相与访名山，微言师忍粲。

作者对识得黄庭坚表示异常欣慰，对黄氏及其诗作了高度赞扬，直视为知己畏友，思欲相见，邀其过谈。

时隔不久，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四月二十日抵湖州任所，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入狱，受审期间，还有意保护黄庭坚，“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朋九万《乌台诗案》）。黄庭坚在北京得知苏轼系狱消息，既焦急又愤慨，一方面为苏轼的受人谗陷而愤慨不平，一方面为自己人微而言轻无力援救而忧心如焚，且意识到自己恐怕也难免此劫。其《二十八宿歌赠别无咎》诗云：“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祸作。药材根氐罹属掘，蜜虫夺房抱饥渴。有心无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龟曳尾。卫平哆口无南箕，斗柄指日江使噫。狐腋牛衣同一燠，高丘无女甘独宿。虚名挽人受实祸，累棋既危安处我。室中凝尘散发坐，四壁矗矗见天下。奎蹄曲隈取脂泽，娄猪艾彼何择。倾肠倒胃得相知，贯日食昴终不疑”（《山谷外集诗注》卷6）。案结后，苏轼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贬谪黄州，黄庭坚亦被“罚金”，故张耒《与鲁直书》云“苏公以文章得罪，而闻足下实与其间”（《柯山集》卷46）。后来，苏轼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曾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苏轼文集》卷50）。

元丰三年（）春初，苏轼赶赴黄州贬所，二月至黄州，即杜门谢客，“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苏轼文集》卷52《答秦太虚书》）。至友李常寄诗相慰，轼答书有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其“极不以公择慰问为然，而反以规之，千载之下，犹见其生气凛然”（王文诰《苏诗总案》）。是年，黄庭坚则罢北京教授至京师吏部改官，得知吉州太和县。“吏事之余，独居而疏食，陶然自得”（苏辙《答黄庭坚书》）。此后三年间，未见苏黄唱和。然”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固。”（诸葛亮《论交》），苏黄均为重道而得道者，乐在相知，重内而轻外，所谓“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自与常俗殊别。

黄庭坚元丰四年（年）作书苏辙，转达音问，中云：“比得报伯氏（苏轼）书诗过辱，不遗绪言，见及敢问，不肖既全于拙矣。于事无亲疏，不了人之爱憎，人谓我疏愚非所恤，独不知于道得少分否”（《山谷全书·正集》卷18）；

同年秋黄庭坚又有《再次韵寄子由》，对苏辙表达了要到苏耽升仙地（光山大苏山）与仙人（苏轼）携手相会的意思，并表达了对老师东坡的思念之情。诗曰：

想见苏耽携手僊，青山桑柘冒寒烟。

麒麟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

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

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颠。

这首诗是元丰四年（年）黄庭坚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时所作，年三十七岁。这时苏辙（子由）贬官在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监盐酒税。黄庭坚兄黄元明（名大临）寄给子由的诗，起二句说：“钟鼎功名淹管库，朝廷翰墨写风烟。”黄庭坚次韵作此诗寄子由。

诗的首两句表达想携手苏轼于苏耽升仙处（光山大苏山），并遥想老师在黄州过着青山农桑冒着寒冷烟火的日子。“麒麟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比喻东坡本是天上的麒麟却掉在了地上，思念之却远隔千里。老虎豹子面目憎人可是上了九天，这两句表达了对时局的不满。“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表示无畏风雨鸡自晓啼，雪霜都已降下了，又何必同那些只能活一天的菌类争年月呢？最后两句寄意皇帝圣明，驱除弊病，拯救儒生。

大苏山是汉苏耽跨鹤飞仙处，也是此山山名的由来。山谷自称道人，对此仰慕有加，向往久矣，因此约东坡同游。东晋著名的道家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年），常为乐安宰（今光山西部，县治在今光山仙居乡），以丹砂济民饥厄。邑之南有石室，东北有杏山丹井药灶。有碑碣可考"（天一阁藏明嘉靖《光山县志》）。他在《神仙传》中记载:“郴人苏耽于西汉文帝三年五月十五从绝顶沉香石跨鹤升仙。”苏耽被称作“紫衣仙人”。清乾隆《光山县志》载:“净居山，在县西南四十里花扬保。……旧传为汉苏耽升仙之所”，“或曰苏耽隐处也”。清人罗秉月《净居寺十二景》之首《大苏山》诗曰:仙人己控白龙去，剩有苏山作净居。丹灶几年成九转，翠屏终古获三苏。瓶花乱落青归去，峰烛高烧月到初。行踏浮云生灭处，端祥面目契真如。清代钱时雍净居山十咏之《苏谷口》：苏仙跨鹤去，苏子谪官来。为口居堪人，书堂应再开。说的都是汉苏耽跨鹤飞仙故事。

而苏轼亦系念着黄庭坚，且常引以为自豪。其元丰五年（）二月《答李昭玘书》云，轼“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又云，“鲁直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可见对庭坚的叹赏与深情。十二月又有《答李昭玘书》云：“观足下新制及鲁直、无咎、明略等诸人唱和，于拙者便可阁笔，不复措词”（上引均见《苏轼文集》卷55）。

六.引用黄子耕《山谷年谱》中黄庭坚两诗的刊误

《山谷年谱》的作者黄子耕号复斋，为黄庭坚从弟黄叔敖之孙，亦是《山谷别集》的编者。《年谱》《别集》之外，尚编撰有《黄文纂异》。

据现存文献可知最早为黄庭坚作年谱的是南宋人任渊，在其编写的《山谷诗集注》目录中将黄庭坚的诗歌进行编年，并粗略描绘出了黄庭坚一生行迹。该书成于政和元年（年），问世于绍兴二十五年（年），对黄庭坚生平研究和作品编年有开创之功。从目前己知的材料看来，将文集目录与作者年谱融为一体，并且对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进行考证和编年排序，这种体例的最早采用者就是任渊。这一全新的编撰体例，对于读者知人论世，以及探求作品风格的发展和演进，其积极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其后，黄子耕在《任谱》的基础上广泛搜罗求证，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年）编撰出《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该《年谱》较为详细的记录了黄庭坚一生行迹，交游和创作情况，将山谷诗集《内集》，《外集》，《别集》中的诗作都进行系年并注明出处，为后世的研究黄庭坚留下了较为详实可靠的史料。《年谱》是建立在洪炎《内集》，任渊注《内集诗注》，李彤《外集》，以及黄子耕自己编纂的《别集》等成果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其成果亦为之后的《外集诗注》，《别集诗注》所继承，可以说它是一部位于黄庭坚诗文的整合，注释史转折点上的重要著作。后世所出的各类黄庭坚年谱都是在黄氏《年谱》基础上删补裁并而成，例如清人徐名世的《宋黄文节公年谱》，杨希闵的《黄文节公年谱》，以及今人龙榆生的《黄山谷年谱简编》。虽然这些年谱也补充增加一些新材料，可整体水平并没有超过黄氏《年谱》。今人郑永晓在黄氏《年谱》的基础上，参考宋代史传，方志，笔记等众多史料，撰写出《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详考谱主交游事迹，并对黄氏《年谱》疏漏之处做了详细的补充，讹误之处进行纠正，对黄庭坚生平研究和作品系年又有进一步推进。另外，还有许多单篇文章对黄庭坚生平进行考证。如杨庆存的《苏轼与黄庭坚行谊考》（《齐鲁学刊》.4），《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齐鲁学刊》.4）两文详细考证了苏黄的交谊过程和几次会晤的时间等。

《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子耕、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黄子耕《山谷年谱原序》中所说的“蜀本诗集旧注”，指的就任渊的《山谷诗集注》。洪炎所编的黄诗《内集》，收录了黄庭坚从元丰元年（年）至崇宁四年（年）之间的诗作。任渊为《内集》作注，故任氏年谱亦始于元丰元年戊午。从这段序言中可以得知，黄子耕的《山谷年谱》补充了从黄庭坚出生的庆历五年（年）至元丰元年之间的的容。此外，《山谷年谱》“旁罗搜殁，系诸岁月”，对于任氏年谱“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的编撰体例亦有所继承。任氏年谱仅仅收录了《内集》中的诗歌作品，而《山谷年谱》则将收录的对象扩大到了书，启，杂文等所有的体载。《山谷年谱》亦订证了任谱编年排序的正误。(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一《山谷年谱》载治平元年甲辰山谷诗条目后收录《博山台》一诗有误，应为元丰六年癸亥下黄庭坚游净居寺之作。

《山谷年谱原序》说，黄子耕编山谷年谱之前，黄庭坚是没有年谱的。惟有四川本《山谷诗集》旧注考据年代较为详细。所以《山谷年谱》是依据四川洪氏的诗集编年来的。而洪氏所编自元丰戊午年以上没有考证过编年，是四川本的毛病所在。所以黄子耕根据家庭所传黄庭坚的旧事回忆，在编黄庭坚遗文为别集二十卷的基础上，也没有考证到编年。所以收集了黄庭坚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墨迹与四方碑刻它集，议论所及的编成《山谷年谱》，独恨成书时山谷道人己逝世百年了，所以差错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有广博见闻的君子质正。

1.《山谷年谱》自记对《博山台》一诗“今但欲参考岁月则不敢有所决择去取悉附于后。”“《观叔祖少卿弈棋》后注”，“此诗盖是聚族居乡日先生所作故凡诸父昆弟相与题咏赓唱不可系以岁月者悉附于早年乡居之时，至於乡曲朋旧亭台等诗亦并附于此”。”可见黄子耕把《博山台》一诗列于治平元年亦是因“不可系以岁月”，“不敢有所决择去取”而附存于此类的。

《山谷年谱》载:嘉祐六年辛丑先生（山谷）是岁在淮南《溪上吟》，《清江引》元注时年十七，右二诗见豫章外集其后如叔父幼子卒日诗则又别集所载。今蜀本止用文集亦恐家藏遗稿及士大夫之所藏者蜀中或未尽见今但欲参考岁月则不敢有所决择去取悉附于后。

又曰:“今所传豫章文集即洪氏所次而先生得意之诗及尝手写者多在外集。”

《山谷年谱》又载: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山谷）是岁春以赴礼部试尝留京师。《观叔祖少卿弈棋》后注“此诗盖是聚族居乡日先生所作故凡诸父昆弟相与题咏赓唱不可系以岁月者悉附于早年乡居之时，至於乡曲朋旧亭台等诗亦并附于此”。《次韵十九叔父台源》《次韵叔父台源歌》《南屏山》《七台峰》《七台溪》《叠屏岩》《灵寿台》《仙桥洞》《灵椿台》《云涛石》《群玉峰》《次韵叔父圣谟咏鸎迀谷》《叔父钓亭》《岩下放言五首》《息暑岩》《博山台》已上二十一篇並元载外集。

又曰:“先生早年之诗自《溪上吟》《清江引》元注岁月其后间有可考者不一过得之於诗句中有其旧次在前亦多居乡所作本以类相从悉附于后”。

治平三年丙午先生（山谷）是秋再赴乡举，以诗中两句“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令人击节称赏，遂膺首选。

2.《博山台》一诗描绘之景在光山大苏山净居寺，其诗方位感极鲜明，视点在特定位置，非亲身游历者无法写出。

元丰六年黄庭坚到大苏山除了《博山台》一诗外尚写有《香炉峰》诗一首：

这两首诗描绘之景天下独绝，只大苏山一处，前面是香炉峰，后面是博山台，而博山台在净居寺门前是看不到的，只有登上大苏山才能看到香炉峰后面的博山台。两诗文字内容亦关联，是“姊妹篇”。所以黄庭坚在《博山台》诗的首句说，”宫亭只说香炉峰，此地今见博山台。”即是此意。

二.《山谷年谱》载：”元丰六年癸亥下《静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妄意尝有隐君子渔钓其上。感之作诗。》”。

任渊蜀本《山谷诗集》旧注，对鲁直元丰戊午年(公元年)之后的事迹有着较详尽的记载。因为是为《内集》作注，故任氏年谱亦始于元丰元年戊午。黄子耕在《任谱》的基础上编纂《山谷年谱》较为详细的记录了黄庭坚一生行迹，交游和创作情况。这就意味着，黄庭坚年谱在年以后的记年有两个以上版本，所以元丰六年癸亥（下）时间至少有两处权威版本以上记载，所以这部分的记年更准确。据此黄庭坚元丰六年（公元年）写作《静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一诗时间是被两个以上宋代当时记录所认定的。而《博山台》一诗收录在元丰戊午年（公元年）之前的治平三年丙午(公元年)作，据诗意推断，应该是与《静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是一时之作。同时的还有《香炉峰》一诗。

但”静”居寺之”静“”字是“净”居寺之误。原因如下：

1.黄庭坚生前共游过两处净居寺。一为光山大苏山，一为吉安青原，没游过静居寺。所以无论是哪处，”静“”字是“净”居寺之误。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山净居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年），初名“安隐寺”，至宋徽宗时（年），赐名“净居寺”，并沿用至今。

河南省光山县净居寺系南北朝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年）由名僧慧思和尚结庵，唐中宗神龙时（―年）道岸禅师建寺，始名净居寺。后废于兵火。北宋乾兴中（约年）修复，真宗赵恒赐名梵天寺。元代又毁，明初修复。明末崇祯时再毁，清顺治年间（约年）再修复。

2.光山大苏山自唐代建寺就叫”净居寺”，吉安青原“宋治平三年丙午赐额“安隐寺”。”，到宋崇宁三年，该建寺第三九九年，徽宗赐额”净居寺”，一直沿用至今。而崇宁三年山谷当时在贬所，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黄庭坚就仙逝在宜州了。

钦定四库全书《山谷年谱》卷三十记载:崇宁三年甲申，先生（山谷）是岁在潭州，历衡州，永州，全州，静江府（旧为桂州）以趋贬所。

崇宁四年乙酉先生是岁在宜州。（并见山谷乙酉家乘）九月三十日先生卒。

3.山谷以吉安青原为题的诗从没有出现过”净居寺”的说法，这与历史记载吉安青原改名”净居寺”的时间吻合。所以《山谷年谱》曰：

元丰三年庚申上先生是岁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县详见先生寄李公择诗序

元丰六年癸亥上先生是岁在太和《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

元丰六年癸亥中《次韵吉老知命同游青原二首》，《次韵知命入青原山口》《陈吉老县丞同知命弟游青原谒思禅师予以簿领不得住两公雨久不归戏作百家衣一首二十韵招之》《次韵吉老游青原将归》《喜知命弟自青原归》

元丰六年”十二月移德平镇先生（黄庭坚）有大孤山诗刻云是岁癸宾十二月予自太干沙移德平。”

4.“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的“钓台”在大苏山净居寺。

江西农业大学谭根梅，丁思统，信丰县林业局王冬玲合著《吉安市名山胜景》一文中说，青原山净居寺为庐陵寺院之冠。青原山不但有清泉和壮观的飞瀑，而且有许多奇石怪崖。宋诗人黄庭坚游览至此，曾撰有《古钓台》诗，明未方以智在青原山为僧时，曾亲书“钓台”二字和“竿影”，“双濯”四字。

细查青原山黄庭坚《古钓台》诗有“鱼泳钓时台”句。足见青原静居寺的钓台在水中。南宋周必大《游记》云：“南过钓台，面对大山，下临清溪，气象幽深，可以隐居。溪浅而源远，其支流循寺而出。”明药地愚者方以智（-年）《青又记》云：”潭中是曰钓台，黄鲁直曰“似渔非世渔”，愚者欲架离钩轩以临之，似不似奚计焉。”施闰章《青又记游》云：“与诸子登钓台，水清、石峭，顾而乐之。”桑海遗民《邂逅青原山》记：”寺外再往西是传说中的钓台，有巨石屹立如矶，可容10余人。下有水潭，深不见底，相传曾有隐士在石上垂钓，有黄庭坚诗《古钓台》和方以智题字“钓台”为证。如今钓台下只剩一泓黄水，涧底龟裂如马赛克，岸边一丛野菊顽强地打着朵儿，五颜六色，煞是可怜。”

黄庭坚在《净居寺上方南入一径有钓台气象甚古而俗传谬，妄意尝有隐君子渔钓其上感之作诗》首句说”避世一丘壑，似渔非世渔。”强调净居寺的钓台是丘壑，像钓鱼台而不是真的钓鱼台。此首钓台诗描绘的只能是光山县大苏山净居寺钓台，诗题上的山石方位与路线千年未变，钓台如青铜器酒樽之古朴气象犹存，因为不可能在此石上钓鱼，所以说有隐土君子在上面钓鱼的说法是虚妄的，俗世所传因之是谬误的。

5.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山净居寺另有黄庭坚《古钓台》诗

据《青原山志略》和清代施闰章《毗庐阁记》：净居寺始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年），原名“安隐寺”，为唐代高僧禅宗七祖行思禅师道场。后发展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家，世尊七祖。影响远及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玄宗天宝十年（年）辛卯，正式在行思禅师道场上建寺。武宗“会昌灭佛”时废。代宗大中五年（年）辛未重建。宋英宗治平三年（年）丙午赐额“安隐寺”，徽宗崇宁三年（年）改名“净居寺”至今。

黄庭坚于元丰四年（年）赴江西太和任县令一职，两年后至青原山一游时，为友人周寿作《次韵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长韵》一诗。周寿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子，与黄氏交往甚密，且多有诗文唱和。元祐七年（年），友人王子骏以生绢付黄庭坚，黄氏即书此诗予之。子骏惊喜之余依墨迹本镌刻于青石板，惜此拓本今已不传。越九年，庐陵郡守程章及监郡据原石拓本再次刊刻，共计八石。由于并非是黄庭坚亲自书丹，乃辗转摹刻而成，石质亦不佳，与黄氏精品相比，在气度风神上稍显逊色。明代王世贞曾评曰：“其书本得笔意，而为再刻，故且石顽而工拙。”至清代康熙二年（年），江西官员施闰章游青原山，认为第八石独劣，恐非黄氏真笔，遂以黄庭坚其他墨迹补刻之，并于其后作题跋数行。此石刻现存二百余字，前七石均纵厘米、横60厘米，第八石纵厘米、横50厘米，全文38行。因年代久远，且疏于保护，石面已颇为漫漶，有多处文字难以辨识，导致内容无法通读。幸而王昶在《金石续编》卷十六中著录此诗，阅后知全诗近四百字，为五言古风一首。然对照《山谷外集诗注》卷五中的《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寺》，两者之间多有出入，其中“猿鸣哀”“大字在”“欲倾摧”“写繁哇”“飞鸟去”“松风”等字在集本中作“猿鸟哀”“大字石”“欲崩摧”“写烦哇”“飞鸿去”“松竹”。此外，拓本还多出“莲子委箭镞，葵花仄金杯”十字，为研究山谷诗词提供了新的史料。

宋《黄庭坚次周元翁》诗云：

市声固在耳，一源谢尘埃，乳窦响钟磬，翠峰丽昭回。

俯看行磨曦，车马度城隈，水犹曹溪味，山自思公开。

浮屠涌金碧，广厦构环材，蝉蜕三百年，至今猿鸟哀。

祖印平如水，有句非险崖，心花照十方，初不落梯皆。

我来螟讬宿，夜雨滴华榱，残僧四五辈，法延叹尘埋。

石头麟一角，道价直九垓，庐陵米贵贱，传与后人猜。

晓跻上方上，秋塍乳萁荄，莲子委箭镞，葵花仄金杯。

寒藤上老木，龙蛇委筋骸，鲁公大字石，笔势欲倾摧。

德人曩来游，颇有嘉客陪，忆当拥旌旗，千骑相排豗。

且复歌舞随，丝竹写繁哇，事如飞鸿去，名与南斗偕，

松风呤高邱，何时更能来，回首翠微合，于役王事催，

猿鹤一日雅，重来尚徘徊。

又诗云：

洗钵寻思去，论诗匡鼎来，鸦窥锡处井，鱼泳钓时台，

垂足收亲子，存身历劫灰，僧雏守金錀，一为道人开。

至人来有会，吾道本无家，阅世鱼行水，遗书鸟印沙。

斋盂香佛饭，法席雨天花，时有清谈胜，还同叹永嘉。

历代对苏，黄交游的价值评价极高，对苏黄交游的研究成果丰硕，如当代杨庆存在其《苏轼与黄庭坚行谊考》文中说：”二公以硕学宏才，鼓行士林，以文学行谊卓绝当时，为宋代文化的高涨大开契机，前人或称苏黄交游“最密”，“苏公真知鲁直者”（宋·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鲁直“亦心契东坡”（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9），或言二公“风节行谊，铿轰一时，炳耀千古”（明·查仲道《山谷全书书后》），或曰“宋之诗，以苏黄盛”（明·蒋芝《黄诗内篇序》），都程度不同地论及到了苏黄间的友谊及其社会效应。”

本文选题有五年之久，所阅之书历久而多，仅以本文所用部分文章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得到天下有识之士的帮助，指正，以便在再版时予以纠正。为文不易，本文系披星戴月，忍饥挨饿，夜以继日，分文无有情况下成此。笔者深知著书艰难，因此再次向引用书目之古今贤哲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参考书目:1、天一阁藏明《嘉靖光山县志》。

2、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照权主编《大苏山净居寺》

3、河南人民出版社王照权主编《大苏山净居寺古碑碣》

4、杨庆存的《苏轼与黄庭坚行谊考》（《齐鲁学刊》.4）

5、《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齐鲁学刊》.4）

6、《东坡年谱》

7、《山谷年谱》

8、《漫说黄庭坚的武昌西山情结――（解读山谷《春》词）》

9、程毅中著《宋元话本》中华书局年版

10、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刘德权、李剑雄点校本，中华书局年出版）

11、《山谷别集》卷二十《杂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