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人间FM”的第三篇《中国版肖申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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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肖申克01》
《中国版肖申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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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慈，曾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医学院的高才生。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四次越狱，亡命天涯。
一个人，十四年，逃跑四次，亡命三万里。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
匆匆离开上海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明亮着的探照灯，忽然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
“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误打误撞，徐洪慈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不确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
从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终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我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更多的漂亮话，我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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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年9月10日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凑巧的是，年的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
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这很重要。这让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对方问道。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仿宋体写得很好。法官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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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去苏联。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的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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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样拼命地吸，当地人叫它“血泵”。
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它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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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对不起！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好汉、硬汉！好，很佩服！”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牢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人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徐洪慈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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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年，徐洪慈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年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使用的是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自己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从逃出牢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中，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自己的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
……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总算买来一个，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年至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大概在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象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反动”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就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但很快，他逐渐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渐渐闻风，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
他盼望的，也终于在年的年终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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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
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云南那边，像跷跷板一样翘着。云南不同意。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叫黄辛白，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乔石同志，已是领导人了。早在50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于是，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现在得知他后来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荣看来，情况更加严重。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
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
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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