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眼看见海鸥的倩影，是在电视里。那时，海鸥盘旋在春城翠湖的上空，如一道道白色的闪电，在蓝得透明的天穹上优雅地穿梭。然后，俯冲而下，在玻璃一般的水面上翩翩起舞，犹如伴随着柴科夫斯基的舞曲，在彼得堡大剧院里演绎着天鹅湖的仙女。庚子年末，来昆公干，放下行李，我们就去寻找翠湖公园，为的是近距离地一睹海鸥的芳颜。
年12月18日下午摄于昆明翠湖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下榻的宾馆，正紧邻翠湖。走过一个街区，就看见了这个镶嵌在昆明市中心的绿色翡翠。透过小巧的亭台楼阁和葱茏的花木，很远便看见了海鸥欢快的身影。此刻，黄昏渐至，在温暖的琥珀色阳光下，海鸥犹如白色的精灵，或聚或散，在天空和湖面之间嬉戏。它们仿佛与游人有过约定，当倚着石栏杆的大人小孩举起手，便如一阵调皮的孩子，成群结队的从空中或者水面上盘旋而起，向湖边熙熙攘攘的游人扑去。有些胆大的鸟儿，还停在石柱上，依偎着游人，做出各种顾盼生姿的优雅。这时，人们才看清，海鸥除了白色的腰身，还有胭脂一般红色的喙和双趾。这让我们不由哑然失笑，北国的海鸥也如一个刚交了男朋友的少女，精心着了新妆，飞到遥远的南国约会来了呢。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陶醉在鸟儿带来的欢乐时，他们仿佛得了什么命令，又倏地四散开来，精灵一般跃到翠湖霞光映照的上空。顿时，孩子的笑声，海鸥的呷呷声，还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在春城的冬日里，汇成了一首动人的乐曲。
据说，年，海鸥才出现在昆明的上空。虽然有人考证，汉代文献记载在滇池曾有“白鸟”出现，上世纪60年代也有人发现了海鸥的踪影，但皆语焉不详，未有影像和实物为证，证明当年的“白鸟”就是今天的红海鸥。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与海鸥夏季繁殖生活的北半球，相距多公里。这些海鸥为什么穿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要来到这片高原湖泊，难道仅仅因为这片土地四季花开，温暖如春？还是，它们在冥冥中与这座城市有着某种生命的联系？
二
昆明还有一个让我心心念念的地方是西南联大。严格点说，是西南联大的旧址。此次来昆，是我要去“打卡”的第二处地标。
唤起我注意西南联大是那部为清华大学建校百年而拍摄的电影《无问西东》。在日寇侵略的烽火燃烧到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时，为保留中国教育的精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北京、天津，从苦难中国的四面八方，长途跋涉，汇聚到云贵高原。到达昆明的第一个星期，学校就正常开学。没有校舍，理工学院暂时借用昆明市内别的学校开课，文法学院则到近三百公里外的蒙自传道授业，只到次年由梁思成、林徽茵设计建造的，用铁皮或者茅草搭盖的简陋教室落成，西南联大才真正拥抱到一起。
当然，真正让我完全了解西南联大人的精神面貌，是我读了湖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17卷本《闻一多全集》书稿后，才自觉触摸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脉搏。《闻一多全集》我曾经珍藏了两个版本。一种是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辑的12卷本，一种是年5月重印的版本。这次重新修订完善的《闻一多全集》，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佚稿，并将闻一多孙子闻黎明撰写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作为附录收入集中。
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第1版年第2次印刷
《闻一多全集》虽然只是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书信汇集，但其中的部分篇章，可以看作是西南联大九年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之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是研究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珍贵文献资料。我们从这里看到，从年卢沟桥事变，闻一多仓促离京，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衡山短暂的教学，到名清华大学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余里奔赴昆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践行教育救国的使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中华民族保存复兴的种子，尽着炎黄子孙的一分努力。其实，当时从长沙到昆明，沿途还是有汽车可通行的，但清华大学旅行团的师生，把长途跋涉看作是锻炼意志、培养人格、宣传抗日的一次行动。这次长途旅行，对闻一多认识中国社会，了解贫困乡村，坚定抗日意志，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昆明没有校舍，闻一多与文法学院的师生又来到近公里外的南国边陲蒙自。在动荡的时代里，他潜心于《诗经》与《楚辞》研究，认真教书育人，埋头做学问，常常足不出户，最后被联大教务长郑天挺送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与闻一多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著书立说，不少著作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如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陈序经的《文化学系统》，潘光旦的《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的《湍流理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等等，都是在昆明这个缺少研究条件，还经常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背景下写作的。
在昆明的时候，闻一多与不少师生一样，生活十分拮据。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昆明的物价暴涨，闻一多每月的薪金不敷全家十天半月的开支，他只能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来解燃眉之急。没有办法，家中除了必备的衣被外，能卖的东西全部卖了。连他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线装书也卖给了学校图书馆。这年冬天，他没有借到钱，就将穿在身上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结果回到家自己冻成了重感冒。他家里十天半月不见半点肉沫，平时的菜肴就是用豆腐渣熬白菜再加一个萝卜干。没有肉吃，就去捞田螺、捉田鸡，甚至去地里捉蚂蚱。孩子们抓了一堆蚂蚱，但没有油炸，就在锅里放点盐炕，闻一多带头，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到了年，闻一多家的生活几乎陷于绝境，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挂牌治印。由于他的艺术修养和国学的功底，加上他的名气，后期顾客日多，治印价格也不断提高，算是在薪金之外又找到一个生活来源。当然，除了闻一多，连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都靠做女工来补贴家用。大教授刘文典帮人写墓志赚些外快，结果外出长期未归还受到学校批评。
云南师范大学内移建的
西南联大校门
年10月，从蒙自回到昆明的闻一多，受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之请，与朱自清、罗常培、罗庸一起，在冯友兰的带领下，拟定了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凝聚着西南联大人的历史、文化，追求与希冀的《满江红》，经清华大学校友张清常的谱曲，成为九年西南联大人的共同心声，激励着西南联大人战胜艰难险阻。
之后，西南联大人经历了日机的大轰炸，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和恐吓，经历了饥饿和疾病，在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危难时刻，九年弦歌不绝，作育桃李，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据统计，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名学生，但年中央研究院81个院士中，西南联大有27人；年中科院遴选学部委员，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占了多个。杨振宁、李政道本科和研究生在西南联大就读，年到美国做研究，年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至今日，有4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仍有位两院院士。
若干年后，杨振宁获诺贝尔奖后，谈到他在西南联大的教育经历，在香港《今日东方》上撰文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
不幸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地处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旧址不对外开放。我们第一天曾前去相邻的“一二一”大街寻访，但只能望门兴叹。好在会议的主办方云南出版集团仿佛知道我们的心愿，每人送了一本印刷精美的《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让我们从当年一个学生的视角，再一次认识西南联大。
“联大为什么可以和哈佛一样，造就这么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呢？”许渊冲8年在整理自己的日记时，在“序曲”中写下了这些文字。他认为，用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的话说，“大学贵在大师而不在大楼”。
云南人民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年6月第2次印刷
西南联大谈不上大楼。梁思成和林徽茵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除了图书馆和食堂是瓦顶外，其余都是用铁皮和茅草盖的。年，当学校无钱开支时，还将铁皮拆下售得万元，然后用茅草盖在拆了铁皮的屋顶上。至于大师，确是如雷贯耳。据谢泳在《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什么》一文中统计，西南联大的位教授，留美的有97位，留欧陆的有38位，18位留英，3位留日，未留学的只有23位。联大的三位常委，梅贻琦和蒋梦麟留美，张伯苓考察过欧美教育。五位院长（文、理、工、法商、师范）全部是留美的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和2个留欧陆、3个留英外，其余全是留美的。
除了留学背景外，西南联大的这些教授，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连那些来联大读书的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何柄棣、王浩、何振武等，也都有比较深厚的国学训练，他们不少虽然学理工，但也是文理兼精的人。许渊冲曾举例说，年他见到杨振宁时，杨振宁问他是否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并随即背诵出“自别后，忆相逢”句。两人还展开讨论，到底是“桃花扇底风”还是“桃花扇影风”为佳。
联大为什么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偏僻的云贵高原，在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这样多的人才呢？有人用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即将北归时，在校园中建立的纪念碑上的碑文，来说明联大的成功之因：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碑文是文法学院院长冯友兰所撰，然后印发给全校师生讨论而共同认可的。这段文字，其实概括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指导思想，也可以称之为西南联大精神。那就是：民主、自由、包容。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纪念碑
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当年曾是联大的学生，后来又担任过联大的教师，他在回忆联大时说，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他说：“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三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名流硕儒，在教育界深孚众望。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不设校长而只设常委制，其实最后主要是梅贻琦一个人在昆明主政，其他两位因在重庆任职而未过问学校的具体工作。西南联大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外，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院长每两年选举一次，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师提名，都由院长决定。学校在常委会之外，成立教务委员会和教授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对学校工作进行监督。
校园内树立的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塑像
学术自由，民主治校，是三校共同的理念，现在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风。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除了必须学习所报专业的基础课外，可以选修学校中任何一个专业的课程。学生中跨系听课现象蔚成风气。学分修满了，就可以毕业。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众多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工学院学生住昆明西北部，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由于师资充裕，常常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一年级国文课，全校共同必修。讲课的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十来位教师，讲授各有特色，风格观点纷呈，师承流派各异。学生们就选自己喜欢的老师的课去听。如闻一多讲《楚辞》，喜欢用神话和传说去解读，罗庸讲《楚辞》，喜欢用训诂学的方法去分析。唐兰讲古文字学，陈梦家也讲古文字学。老师之间也互相听课。沈有鼎讲《周易》，闻一多去听；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哲学、历史系的老师都来听。因此，陈寅恪被人誉为“教授的教授”。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任继愈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中记载，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玉哲不同意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关于《齐物论》文章的意见，发表文章提出商榷，开始担心与导师观点不一致会遭到排斥，后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仍然被录取。
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代表了联大一代大师的品格。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选教育部长为院士，评委陈寅恪坚决不同意，说选院士又不是为蒋介石选秘书。年6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要求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三次驳斥教育部的训令：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最终，联大按照教授会的意见制订自己的教学内容，没有遵守教育部的训令统一教材。奇怪的是，第三次训令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拿联大也没有办法，最后默许了他们的做法。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还有，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要求院系主任以上都必须加入国民党，有很多人不愿意，说如果让我参加我就辞去主任职务。闻一多当时正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坚决不同意参加国民党，最后当局也没有勉为其难。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西南联大自己决定不设“党义”课，以伦理学代替“党义”。全校学生分为四个班上课，由哲学教师四人分组授课，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大的教室容纳几百人，只好在露天上课。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恐仅此一家敢于不执行教育部的决定。
其实，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中，无论是老师和学生，皆分属于不同的党派。其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三青团、国家主义、中立派等党派。如闻一多，最初参加了国家主义，后来加入了中国民盟。费孝通和潘光旦，则属于民主社会党。冯友兰、杨振声、雷海宗，则属于国民党。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党派，但在学校中，和睦相处。学校里，当初还有不少师生是“败北主义者”，有一段时间，这种持中国抗战必败的论调还很有市场，但如闻一多等反对者，虽然不苟同这些观点，但也保持了传统文人“和而不同”的风度，不与这些人公开辩论。学校持学术自由之态度，认为这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只要教好书上好学就行了，也不予干涉他们的政治见解。三校九年的联合办学中，互相宽容、忍让，协力同心，才让战时的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颗明珠。
四
离开昆明的这天上午，承蒙云南新华书店办公室负责人的协调，我与德欢、金波，还有山西编辑学会的赵会长，得以进入了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一睹西南联大旧址上留下的遗物。
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西南联大那些曾经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并不伟岸的联大校门，和蔼睿智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一二.一”四烈士墓、闻一多衣冠冢，西南联大北归纪念碑，图书馆，铁皮屋顶的教室。走进那间唯一保留下来的联大老教室里，我仿佛听见夏天的急雨如响箭般射在铁皮屋顶上，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正用粉笔在讲台的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
后来，我们又去了翠湖边的西仓坡。闻一多家就在这个偏僻寂静的小巷里，清华大学的文科研究所和其他教授的宿舍也在这里。
这里一如往常，寥寥的几个行人，但我仿佛听见年7月15日下午5时的密集枪声。
昆明西仓坡8号闻一多故居
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汤用彤是湖北人，熊十力是湖北人，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是湖北人，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时，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闻一多却永远地留在了云南的土地上。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当着众多特务的面，闻一多在台上，发出了铮铮誓言。
翠湖边李公仆殉难处
这位国家主义理论的信奉者，晚年最终成了“共产党的尾巴”——他以云南民主同盟负责人的身份，义无反顾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他坚持要求国民政府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精神，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主张多党制。闻一多用自己的鲜血，诠释了西南联大人为之追求的价值观。闻一多所预见的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局面不会长久的吼声，三年后得到了证实。
西仓坡的下面，就是翠湖，这天昆明的气温虽然下降，但薄云轻笼的翠湖上空，海鸥仍在盘旋，与熙熙攘攘的游人亲密地互动。
我忽然突发奇想，改革开放后，这海鸥一年一度从遥远的北方飞临昆明的上空，沿途有暴风，有雷雨，有恶禽的攻击，有疾病的困扰，还有人类的威胁，他们为了生存，也为了种群的繁衍，日夜兼行，最终来到昆明这一方温暖的天地。他们与当年西南联大笳吹弦诵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多么相似，不畏艰险，南渡北归，张扬着生命的价值、自由的精神。海鸥年年翔集联大的故地，分明是在提醒世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却八十年前那群文化精英给我们民族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民主、自由、包容。
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简介
周百义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江西高校出版社《长江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等书。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轻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