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亮(-)，四川邛崃县人。国家一级教授，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皮肤病学奠基人之一。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皮肤病学教研室主任、医院皮肤科主任、皮肤病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杂志》第一副总编辑。主编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皮肤病学》和大型参考书《皮肤病学》。为美国皮肤病学研究学会荣誉会员。
在四川邛崃县一个叫泉水乡的美丽小山庄，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有点文化，喜办学。他生活非常俭朴，正直无私，颇受当地百姓赞赏。他，就是杨国亮的父亲。
年6月26日，杨国亮在这个家庭诞生了，一落地，哭声出奇的响亮，这似乎预示着不同凡响吧？……
年，21岁的杨国亮走出家乡。年冬，风尘仆仆的杨国亮到了上海。年春，来到上海大同大学补习。一年后，杨国亮面临专业抉择。那时，社会腐败，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学一门能独立生活，又能为老百姓解除痛苦的职业才好。古语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于是，杨国亮毅然决然选择了学医之路。
年夏，杨国亮考入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预科学习。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期间，杨国亮很快看到党刊《向导》，进一步接受了进步思想，这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转折点。年2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年6月，再次来到上海，抱着“读书救国”的思想。年10月考入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医前身）。
在抗日的烽火中艰难前行
年秋，杨国亮从上医毕业，医院(今医院，以下称医院)皮肤科工作。当时，医院皮肤科创办才两年，由一位外国开业医生全面负责工作。这位外国医生每天仅看半天门诊，对杨国亮这位“新来者”，只作一点表面的、一般性的指点，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加之，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不重视，图书、设备等一概缺乏，工作条件非常艰难。
年，杨国亮开始从事部分教学工作，没有教材，他就边教边写，必要时也看一些英文、德文同类教材，但更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本英文版教科书DERMATOLOGY(《皮肤病学》)。杨国亮已经初步显露出他作为一位教育家的睿智和才干。
杨国亮正想雄心勃勃地在事业上大干一场时，“八?一三”的炮火打碎了他的美好梦想。但杨国亮的良知没有泯灭，爱国爱民，始终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国难当头，他行医不忘救国，为掩护地下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年，中共地下党员丁华(新中国成立后任高教部部长助理)被捕，杨国亮主动协助丁华的战友，租了一辆汽车，将党的文件从丁华住处的后门秘密转移到医院焚毁。这在当时可是“杀头”的罪。以后杨国亮又出面保丁华出狱，并资助其离开上海。年，杨国亮协助新四军募捐，并帮助一位青年参加新四军。此后杨国亮曾3次在家里掩护3位中共地下党员“虎口脱险”。杨国亮的民族骨气和爱国思想一直燃烧在他生命的血液里。
上医党委书记陈同生在说到这些故事时，曾十分感慨地说：“杨国亮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皮肤病学专家，在旧社会工资微薄、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接济我党活动，他是我们的国宝啊！”
年，学校内迁抗日……杨国亮不得不携妻带女随校迁至昆明。年，日军在越南海防登陆后，对昆明狂轰滥炸。第一次轰炸时，杨国亮一家4口无处可躲，就坐在稻田边的田埂上。看着飞机迎面而来，在距离杨国亮一家人左右两侧约数百米的目标扔下了呼啸尖叫的炸弹，火光冲天。当时，杨国亮并不恐惧，大有大丈夫生死“听天由命”之感。同年11月，随学校迁至重庆歌乐山。
那时，朱恒璧教授任院长，先后聘请冯德培、沈克非、陈翠贞、吴有训、周同庆、纪育沣、徐丰彦、张昌绍、杨国亮等名教授在这里任教。当时国民党币制紊乱，物价飞涨，薪资的收入养不活杨国亮一家5口，有时还得借债度日。杨国亮与当时那些清贫教授一样：“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生活上艰苦些倒也罢了，最糟糕的是，这里既无专业书籍、杂志，也无医疗仪器设备，更无法开展科研工作。但杨国亮对这些艰苦环境毫无怨言，依然尽心尽力，努力工作。许多当年在歌乐山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谈起这段难忘历程，都有深情和美好回忆。有位著名的老同志(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黄志尚)说：“当时上医的教学、临床工作仍保持正规而认真的传统，紧张而热烈的学术气氛，使一些来访的美国学者深为叹服，在演讲中说：‘美国遇到这样的困难，可能难以维持像你们这样坚强的精神面貌……’”
通过地下党的介绍，杨国亮订了《新华日报》。从这里他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获得了力量的源泉。他的心与中国共产党贴得更近了。那时，国民党上医组织区党部，曾经两次要求杨国亮加入国民党。杨国亮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参加你们国民党。”
由于教学、科研业绩出色，年杨国亮晋升为副教授，年晋升为教授。
年9月，杨国亮获得学校派遣赴美国深造的机会。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美国两年期间，他主要考察：美国皮肤科是如何建设的？科研是如何进行的？人才是怎样培养的？拼命学习国内没有、自己非常缺乏的各种知识。学成回国时，杨国亮带回了不少珍贵的病理切片和真菌菌种……
医院中建立麻风专病门诊
年10月，五星红旗在祖国上空迎风飘扬。杨国亮踌躇满志，决心为发展祖国的皮肤病学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散布在上海的麻风病人有多。说起麻风，人们大都有“谈麻色变”之感，一般医生都有“麻风恐惧症”，不敢接触病人。杨国亮认为，不能让病人留在社会而不予医治。于是，他在医院设立了麻风专病门诊，医院中唯一的麻风专病门诊。他向人民宣传：麻风有的不具传染性，即使具有传染性但不长期接触亦不易染上。根据当时调查，因夫妻关系传染的，也不过5%。
榜样是最好的老师。为了医治病人，杨国亮亲自接触病人，既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看麻风病人如同看普通病人一样。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麻风病人更是倍加关怀和尊重，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病人患的是哪一类型麻风，他见到总是主动握手言欢，嘘寒问暖，为他们认真仔细检查，鼓励病人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战胜疾病，重返社会。杨国亮大胆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崇高境界深深感动了他的学生，也激发了他们积极参与麻风防治工作的热情，从此再无“麻风恐惧症”了。
年，杨国亮协同上海市卫生局找到了一个地方，设立了麻风门诊处，医院将病人转了过去。
为了进一步搞好麻风防治工作，年，杨国亮带领部分毕业班同学到上海马陆公社进行普查。年，卫生部指示对麻风进行综合防治措施现场研究，他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胡传揆、马海德教授协商合作，在苏北海安仇湖建立麻风研究基地，并随即带领医生和上医学生约人到海安进行普查，后留下2名医生在仇湖继续工作，15年期满再调回医院工作。
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生活异常清苦，农村仅以盐水烧蔬菜充饥。杨国亮和他的学生每人每天只分配到极少量的米，但工作量却非常大，特别是进行麻风调查时，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路。年已花甲的杨国亮仍与他的学生一起吃胡萝卡饭、喝盐水汤，一起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到麻风病人家、麻风村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夜幕降临，他的学生已疲惫地进入梦乡，杨国亮往往还在挑灯夜战，次日一早又见他伏案工作或学习了。
在此之后，杨国亮与山东医学院皮肤科尤家骏教授等主编出版了《麻风图谱》。杨国亮为中国麻风的防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同样，在医院设立梅毒专病门诊也是杨国亮的一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梅毒甚为猖獗，占医院皮肤科初诊病人的4.5%。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全面禁娼，杨国亮即与同事一起，集中对娼妓进行全面检查和彻底治疗。他倡导设立的梅毒专病门诊，每周3次开诊，每次竟有多位病人。为了全面根治梅毒，杨国亮还为防疫站先后开办性病防治训练班3次，共培训了余人。医院梅毒专病门诊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病人才日渐减少。梅毒专病门诊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也宣告了我国一个耻辱时代的结束！
时刻想着病人，科研不断创新
了解杨国亮的人都知道，他“口气”很大，一直梦想赶超世界水平，并一直为之努力拼搏。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是：在中国将医院皮肤科建设成为国际皮肤科中心之一。为此，他一直重视科学研究。
早在-年，杨国亮就完成英语论文10篇，并先后在美国、德国和瑞典发表7篇，其中1篇总结了用链杆菌抗原治疗软下疳及横痃。经考证，这是国际上最早利用免疫学原理治疗该病的报道。他是我国发现并报道隐球菌病、孢子丝菌病、短程锑剂药疹第一人；年，他首先提出丹毒、象皮腿与足癣的关系，受到各国学者重视；他为梅毒、麻风、雅司、疥疮等慢性传染性皮肤病在中国的防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率先提出“大疱性表皮松解萎缩型药疹”的诊断，从此，使我国医学界对这一极度凶险的病症有了新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国亮受到批斗。但杨国亮说“生活总会有波浪曲折，人要开朗，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他依然忘不了千千万万个病人，依然在恶劣的环境里做了两件“值得书写”的大事情。
年春，数以万计的上海知青响应国家号召到全国农村、山区插队落户。不料，大量知青生了一种“怪病”上下肢和暴露在外的皮肤都出现水肿性丘疹，奇痒难受，夜不能寐。好多人说是“水土不服”，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上海市决定成立“赴赣滇黔医疗队”，以治疗这一“怪病”。年已古稀的杨国亮，毅然报名参加医疗队。他被分配到赣南的乐安、崇仁、宜黄搞调查研究。这里是山区，杨国亮随大部队照样翻山越岭，有时还要攀登海拔高达米的大山，有时一天要走80多里路；吃得很差，一餐只有5分钱的菜；住得更差，室外蚊虫叮咬，帐内臭虫出没。杨国亮不畏艰苦，从不掉队。
有好多次，医疗队安排杨国亮坐镇卫生院作技术指导，但他总是坚持亲自到生产队现场调研。他说：我不去现场考察，检查病人，怎能弄清病因呢？有时，杨国亮见医疗队不安排他外出，他就单独到附近农村去调研，急得大家赶快派人去追。一天下大雨，杨国亮主动要求去一个生产队，来回约行30里路并有一个很难爬的陡坡，该队住着两位上海知青。公社党委书记劝他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去了吧！”杨国亮不肯，他笑着说：“不，一定要去，即使只有一个知青，我也要去，这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调研中，杨国亮共走了个生产队，检查了人，了解到患病率为93.1%，男性为90.1%，女性为96.7%。杨国亮发现，当地村民不发病。当地有一所“共产主义大学”，起先招的学生普遍发病，以后逐年减少；两三年后有个别人发病，其他人似乎都有了免疫力。
医疗队共有19名队员，包括皮肤病专家杨国亮在内百分之百都感染上与上海知青一样的“怪病”。杨国亮无怨无悔，正因为有了这次远征、跋山涉水，他们终于搞清楚了病因——蠓虫叮咬所致。确定病因后，杨国亮代表上海父老乡亲，告诉上海知青防治方法，并告诉当地医护人员：该病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人们免疫力的提高，两三年后会基本消失。
3年后，杨国亮预言得到证实：怪病果然遁之。70多岁高龄的杨国亮，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年冬，党支部交给杨国亮一个光荣任务；要他去研究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音频电疗法，这项研究工作一直持续了整整3年。那时，上级没有派给他医生，也没有工勤人员，仅给他配了一位女技术员。杨国亮没有向党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便开始了研究工作。
每天上午，有70余位病人需要治疗。年逾70岁的杨国亮既要负责登记病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等基本资料，又要询问病史、记录详细病状和随访情况，还要进行治疗和操作。整个上午没有一分钟休息时间，而且必须站着工作，但他从未叫苦或要别人帮忙。冬天很冷，他怕病人受冻，每天清晨7医院生炉子，下班前将未烧完的炭渣拣出来，再扫出去。一个冬天过去，又一个冬天来临，天天如此。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做，至少一起做。杨国亮回答得很纯朴：“一位女技术员，早上有许多家务事要做，我无此负担，是我主动承担生炉子、倒炉灰的。”整整3个冬天，炉火从未熄过一次。
“文革”期间，作为一级教授每月元的国家工资，变成了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苦难”虽然仍在继续，但在他的精心研制下，我国第一台音频电疗仪诞生了！前后共治疗多位病人(包括不少外宾)，病人反映疗效不错。该仪器除应具有的功能外，还具有软化瘢痕，促使神经系统恢复等功效；但杨国亮并不满意，他认为所用的音频信号发生器太重，足足有40公斤，坏了不易修理，而且价格也太贵，无法推广。于是他又邀请上海计量测定所科研人员粟盛衍等协助，将仪器改进至8公斤；后又邀请上医物理教师谢荣国协助研究其原理；同时邀请上海电疗器材二厂工程师李应书协助再次改进机器，最后仪器的重量减至3.5公斤。后来，这台音频电疗仪为全国所用，并销往国外，为成千上万个病人解除痛苦。最后杨国亮总结3年来的实践经验，撰写了《音频电疗法》一书。杨国亮为皮肤病理疗和中国的皮肤病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年，杨国亮参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尸的皮肤研究，他以其渊博的知识揭示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古尸皮肤的结构成分变化性质、发生时间及其机制，并撰写了一篇轰动世界的“难得的文献报告”。
作为皮肤病专家，杨国亮极为关心劳动人民的常见病。农民因长期双手、双脚泡在水田里引起烂手烂脚，十分痛苦。他发起和牵头上海地区稻田皮炎的防治研究，成立防治组，多次亲临现场调研。在阐明了发病机制的基础上，制订出符合农村实际的防治措施，使发病率逐年下降。杨教授的该项研究成果获得年全国医药科技大奖。
年，上医皮肤病研究所成立后，杨国亮再次提出奋斗目标：要成为世界皮肤病学学术中心之一。但他很清楚，要赶超，谈何容易？只能先“赶上”，再谈“超”！唯有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脚踏实地，不浮夸，不虚骄，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保持深入细致的研究作风，随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他带领全科人员，不断拼搏奋进，向此目标努力！
严谨的学凤，高尚的品格
只有真正了解杨国亮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脚踏实地”。
杨国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6点起床(夏季更早些)，除午休外，每晚11点就寝。数十年来，在他的字典里，上班只有“早到”，没有迟到或早退。20世纪50年代，杨国亮担任重要工作，他全身心投入，非常忙碌，既无星期天，也无节假日，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永远孜孜不倦地工作着。3个孩子的生活、教育，没有时间过问，只好完全交给了他们各自的学校。走进杨国亮的那间办公室，可以看到他桌上的稿件总是堆得高高的，每年全国有大量稿件从四面八方寄来，加上科内的，他的事情永远干不完。为审稿，他常常从清晨干到晚上11点，无论是赤日炎炎，还是寒冬酷暑，他总是端坐在办公桌前。腰坐累了，手写酸了，站起来活动活动，接着审，即使是生病住院也不例外。杨国亮对来稿要反复审阅好几遍，一般先仔细阅读两遍，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罗列，然后“仔细地善意地提出两三百字左右的意见，从不敷衍潦草地写几句了事”；他不仅在内容、文字上把关，连作者百分比算错，都要重新计算一遍，以求绝对准确。杨国亮认为“评审工作是对作者，有时也是对青年编委教育的大好机会，来不得半点马虎。”医院皮肤科数百篇论文及出版的二三十本书大部分都经他修改过，有的稿件还反复修改过好几次。
杨国亮顶真、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尸皮肤研究期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时曾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出于好意，想把古尸打扮、化妆，“弄得好看点”。杨国亮坚决阻止，并为此大发脾气：“古尸就是古尸，原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能乱来！”
他的顶真、一丝不苟表现在教学上就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的弟子廖康煌教授回忆说：“杨老长期担任医院皮肤科主任，那时只要听说杨老第二天要来查病房，我们就通宵准备，从病史、描图，他样样都问，不合格的就严厉批评。杨教授说，写病史就要像古代文人描写美女一样，要详细，要形象，要做到：‘增加一分嫌长，减去一分嫌短；施之以朱太红，施之以粉太白’，以免误诊。对于学生写的“住院总结”，他要组织认真讨论，要看看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
笔者曾采访了杨国亮早期学生、医院皮肤科王侠生教授，当谈起导师杨国亮时，他滔滔不绝地打开话匣子：“年，杨教授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绝后的一个皮肤科专业班，我从大一开始随专业班学习皮肤科。我之所以热爱皮肤科，就是受杨教授的影响；杨教授很讲究医德，他的教育强调人的品德。杨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他宁愿让桌上的病历堆成山，看一两遍不行，就看三四遍，也不愿意马马虎虎；他追求‘完美’，凡他看到的病历，一定要改好为止。”
杨国亮的弟子和学生说"杨老师很注意培养科里的医生，80多岁还坚持每周查房，后来年纪大了，才改为1个月一次。病史哪怕错一个字，他都会很生气；病史字迹潦草，会挨骂；他要求下级医生写的病史要非常客观，非常准确，如病人身上的丘疹、水疱有多大，要有详细描述，不能凭想象；他经常把医生写的病史，拿到病人那里去一一对照，看你写得对不对，写得好，表扬，写得不好，准受批评！杨老师最反对造假，谁在病史上敢造假，那真是了不得的天大事！杨老师还有个特点，查房时，医生汇报病史，不能看病史，红细胞、白细胞等数据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所有病史，都要背得出。这就逼得医生，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病人的所有情况，来不得半点马虎。”
杨老师对学生很严格，要求医生最好掌握两门外语，但爱学生爱得很深、很亲热；他诚恳待人，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努力创造出国进修的机会，学生和科内医生出国或归来，杨老师都亲自到机场迎送。生活上，他会无微不至地关心。
杨国亮一直以国家为重，淡泊名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二军医大学聘请杨国亮为顾问。按当时学校规定，凡任该校的顾问都有少量酬劳。一般来说，其他顾问都去领取，唯独杨国亮坚持不受，每月都被婉拒。后来了解到，杨国亮在其他单位任顾问，也是如此。
杨教授的女儿参加过某些科研工作，当他看到文章上有他女儿名字时，他都一一划去。他说：“这些辅助工作是她应该做的，不应该署名。”他要求子女工作要向高处看，生活要向低处看，要淡泊名利，勤俭节约。
他就对上医党委书记王乐山说：“我薪水太高，可以减掉一些；把我的30元房贴取消，我钱已经够用，不需要那么多。”那时杨国亮每月拿出元交党费……
他一贯乐于助人，曾长期资助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直至他们念完大学。他也经常借钱给别人，但并不要求归还。在他看来，不还，是因为人家没钱。有时他爱人会说他：“只见你借出，没看到你收回。”杨国亮总是笑着说：“人家有困难，应该理解。”
年，杨国亮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但他仍然关心皮肤科的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并主持编写了万字的《皮肤病学》巨著。这是迄今我国最完整的一部皮肤病学的百科全书。第三版《皮肤病学》已经出版。年，杨教授的大弟子王侠生教授等专家将第五版的书名改为《杨国亮皮肤病学》，以表示对恩师的崇敬。
年9月13日23点03分杨国亮在医院谢世，享年岁。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广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杨国亮跨越3个世纪，可谓超世纪老人，在皮肤科学领域驰骋70多年，这在世界皮肤科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跨越3个世纪的医学大家——杨国亮！
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文章来源：复旦上医公众平台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北京医院治白癜风丹芪胶囊
